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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群“裂变”

来源:中国房地产金融时间 : 2020-06-24 06:52
在一个全球化的社会,经济增长不能被传统的边界所限制。本文剖析了三个正在不断突破边界的城市群。

成熟城市群:圣迭戈-蒂华纳

每天,大约有1.2万辆客车、6000辆卡车以及6.3万行人往返于美国加州圣迭戈市(San Diego)和墨西哥蒂华纳市(Tijuana)之间。这座城市是世界上最繁忙的陆地边境过境点,也是北美大陆最重要的跨国经济集群之一,GDP总额达2300亿美元,两市人口超过500万。

在贸易引力模型中,圣迭戈-蒂华纳城市群的形成自然而不可避免:相邻的两个大型经济中心天然紧密相连。此外,相对通行西班牙语的蒂华纳市,约有25%的圣迭戈人以西班牙语为母语,深层次的文化联系有助于确保劳动力和技能的稳定迁移。而1994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签署,加速了该城市群的商业化,尤其是高级制造业的专业化。

今天,蒂华纳是全球最大的医疗设备集群所在地,还承载了墨西哥的航天、国防、半导体和音视频设备制造业。其中很多公司都在这两座城市设厂,例如索拉透平(Solar Turbines,卡特彼勒子公司)、京瓷国际(Kyocera International)和泰勒吉他公司(Taylor Guitars),它们将其行政和运营中心设在了美国。

在圣迭戈,8.5%的劳动力从事与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相关的职业(超过美国平均水平的1.5倍),生物技术、制药、软件和通信产业集群主要提供创新研发投入,从而有效地将生产“离岸外包”给墨西哥。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让圣迭戈和蒂华纳均享受到了作为“共同生产国”所带来的竞争优势,极大地推动了配套和辅助行业的增长。供应链一体化意味着医疗器械或汽车在成品前可能要多次往返两国边境。此外,这种中间投入品贸易模式意味着美国从墨西哥进口的40%的产品实际上是“美国制造”。圣迭戈世界贸易中心(World Trade Center San Diego)的研究预测,这条共同生产的制造业供应链产值可高达25亿美元。

美国著名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研究分析师马克斯·布歇(Max Bouchet) 表示:“正因为如此,圣迭戈-蒂华纳真正推动了整个卡利-巴哈城市群(Cali-Baja MegaRegion)的发展(包括美国的圣迭戈郡和因皮里尔郡,以及墨西哥的南下加利福尼亚州)。”

马克斯·布歇曾针对城市的国际关系开展过研究,他表示这一城市群挑战了美国政府所谓“贸易关系非输即赢”的保护主义说法。美国经济严重依赖进口为其国内生产商提供所需的材料和零部件。卡利-巴哈地区的两国经济就是这种相互依存关系的典范。

世邦魏理仕(CBRE)拉美资本顾问高级董事总经理蒂姆·吉福(Tim Gif-ford)认为,中美贸易战实际上是该地区需求增长的原因之一。他表示:“我们看到,墨西哥制造业和物流业对工业空间的需求越来越大。很多需求都是有机的。但美墨之间的进一步一体化是必然的,因为相比中美之间更容易——许多在这些地区经营的企业都得出结论,这里的贸易关系被破坏的风险更小。”

蒂姆·吉福认为,特朗普提议的边境墙即便实现,对圣迭戈和蒂华纳之间的正常贸易往来也影响甚微。事实上,该地区已经有一个穿越边界隔离墙的入口点:跨境快道。这座390英尺的人行桥是由美国和墨西哥的私人投资者资助修建,于2015年开通,连接着蒂华纳国际机场和位于美国边境的一个航站楼。位于奥塔伊梅萨(美国加州边境城市)东部的第三个车辆过境点也将于今年建成。公私营部门似乎都认为,跨越两国的基础设施项目未来会带来回报。

尽管美墨紧张局势持续升级,不过随着圣迭戈-蒂华纳服务业的发展,重新谈判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现为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也许会使该区从中受益。卡利-巴哈城市群约51%的贸易涉及服务业,从软件到数据处理和科学研究,其中一个重要方面为研发专利。马克斯·布歇说:“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现代版,美国和墨西哥都在研究这个问题,特别是在数据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

那么如果贸易战继续下去呢?马克斯·布歇认为,作为一个跨越两国的地区,圣迭戈-蒂华纳更具韧性,“(地理位置)使其能够进入更具竞争力的市场,并为边境两侧的公司提供灵活性,设法降低报复性关税的影响”。

新兴力量:中国大湾区

中国的大湾区(GBA)方案早在2005年就作为珠三角概念的一部分被提了出来。由于各区域和城市之间缺乏协调,2011年这一计划再次搁浅。不过,2017年,中国政府再次重启这一计划。香港置地集团公司商用物业拓展及估价部总监刘健民表示:“政府认为,在这里形成一个城市群能够创造一个市场,并带动这一区域的创新能力。目前,我们为整个区域设立了中央规划职能。”

大湾区将连接广东省的九个大陆城市,以及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政府计划到2035年将大湾区打造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城市群。届时,香港、澳门、广州和深圳四个核心城市将成为“生产力集群”,而其他城市——如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则专注于高附加值的制造、制药、能源和其他产业。谈及潜在的溢出效应时,刘健民表示:“这种一体化的美妙之处在于,1加1不再等于2,而是等于2.5甚至3。”

大湾区11个城市的总人口为5400万人,根据联合国预测, 2015年至2035年该区总人口将增长30%,达到7000万人,远超美国的东北走廊和旧金山湾区。作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大湾区不仅要服务国内市场,还要服务周边国家,并与其他城市群展开竞争:例如,深圳高科技集群要对标美国硅谷。

刘健民解释说,大湾区与传统的中国模式有所不同:发展思路和商业政策由私营部门提出,政府则投资基建项目,构筑高速交通网络——例如2019年4月通车的南沙大桥。大湾区还要平衡各城市在货币、税收、法律和金融体系方面的差异。刘健民表示:“政府首先要做的是让资本、信息和人才在大湾区自由流动。”

2019年9月,英国皇家特许测量师学会与高力国际联合发布了《大湾区:2030年展望》研究报告。报告指出,考虑到大湾区未来的经济增长预测,到2028年,该地区的写字楼市场需求总量可达到2100万平方米。随着基础设施的改善,跨越行政边界的活动更具可能:14%的香港写字楼租户表示有意扩张到其他大湾区城市。鉴于香港租金相对较高,对于孵化器和初创公司而言,跨境搬迁到新兴写字楼市场可作为更实惠的替代方案。

由于大湾区城市之间紧密相邻,主要城市之间的交通时间更短——例如,与纽约到华盛顿三个小时以上的行程相比,从香港到广州只需不到一个小时。但跨城交通的成本依然比同城通勤更高,因此下一步是要降低跨城交通成本。

不过,最大的挑战是吸引和留住人才。戴德梁行大中华区副总裁、大中华区策略发展顾问部主管陶汝鸿表示:“大湾区不同城市之间的技能差距很大,人才主要集中在核心城市,这可能会导致发展不平衡。”他补充道,这一情况在“示范区”有所改善,特别是前海、横琴和南沙,“这些新区采取了中国其他地区尚未推行的特殊政策,如税收和货币方面的特殊政策,或推出吸引人才的激励措施,如特别住房计划。”

在大湾区工作的香港公民可以获得地方税的退税,这样他们的税负相较于更优惠的香港税收能够保持整体平衡。另外,大湾区还为创新和科技行业的公司提供写字楼租金折扣,或设置房地产销售的限制性条款,以确保房地产物业用于产业发展而不是投机。

刘健民表示,确保大湾区能够像硅谷、纽约或伦敦一样吸引高技能人才,这是政府“非常清楚的”事情。不然,这个城市群将面临相当大的挑战。

孕育中的计划:斯堪的纳维亚的String伙伴组织

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城市一般人口稀少且分散。只有奥斯陆、哥德堡、哥本哈根-马尔默和斯德哥尔摩四个大都市地区才有明显的人口聚集。自2000年开通连接丹麦首都和瑞典港口城市马尔默的厄勒海峡大桥以来,陆续出现的一些项目证明跨境通道的成功可以延伸到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

奥斯陆建筑事务所SPACEGROUP合伙人、建筑师弗罗伊尔·纳撒内尔·道布(Floire Nathanael Daub)表示:“我们从厄勒海峡大桥案例汲取的经验是,基础设施构成了一体化的基础。”2014年,弗罗伊尔领导了欧盟资助的一个为期三年的项目。这个名为“斯堪的纳维亚800万人口城市”的项目是修建一条连接奥斯陆和哥本哈根的高速铁路,途经哥德堡和马尔默,建成后可将行程从8小时缩短到2.5小时。根据SPACEGROUP的分析,该项目将能够打造一个涵盖800万人口、29所大学院校和每年1000家公司的跨境劳动力市场。

项目的目标是在2014年之前,效仿厄勒海峡大桥所采用的跨境规划方法,说服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各政府出资开发600公里(373英里)的双轨城际高铁。弗罗伊尔说,由于成本和线路选址问题,该计划受到当地人的抵制而最终被打断,之后SPACE-GROUP又发起了由公私营公司参与的圆桌会议,共同研究是否可以不依赖国家资金开展这一项目。

英国设计规划顾问公司阿特金斯(Atkins)对“800万人口城市项目”模型进行预测,显示到2024年,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高速铁路每年可运送旅客940万人次,与巴黎至伦敦的“欧洲之星”高铁970万人次的运力相当。弗罗伊尔表示:“奥斯陆-哥本哈根线路不仅对居民和公司而言很重要,而且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其他地区进出欧洲的重要门户。”譬如,挪威陆路运输的大多数货物都要经过这条路线,而瑞典三分之一的外贸要通过哥德堡港。阿特金斯“800万人口城市项目”的分析表明,铁路货运已经达到最大运载量,一些地方的高速公路也是如此。

弗罗伊尔表示:“如果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要继续发展,同时还要实现气候目标,那么我们必须为客货运输的绿色替代方案创造条件。”然而,他认为这个“800万人口城市项目”面临的最大挑战始终是“跨越国家边境协调政治利益,并(让各国政府)分配落实项目所需的预算”。不幸的是,截至项目经费到期时,未谈成任何此类协议,项目于2016年终止。

这里不得不说String 伙伴组织,他们继续完成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链接的使命。String最初是费马恩海底隧道(穿过波罗的海连接德国和丹麦的公路和铁路隧道)的游说小组,有13个成员单位,主要是城市和地区政府机构。目前,String 已经将关注重点转向到了区域发展和绿色增长。

在“800万人口城市”项目工作的基础上,String扩大了高铁走廊,并且坚定了绿色增长的发展方向。在将德国城市汉堡包括在内后,高铁走廊沿线形成了一个1260万人口的潜在城市群。“我们曾问我们的成员:你们想通过这种链接实现什么?”String 董事总经理托马斯·贝克尔(Thomas Becker)说:“我想确定的是,在老行业不断消失时,我们未来将靠什么生活。”

这一地区在欧洲拥有不成比例的绿色产业和工程人才数量,例如,挪威有世界领先的太阳能电池制造商,瑞典有沃尔沃这样的行业巨头——目前只生产混合动力和电动汽车。有鉴于此,String 制定了一项新战略:成为欧洲的绿色产业中心。

虽然荷兰和比利时也曾有过类似的尝试,但贝克尔表示,其主要竞争对手是新加坡,“该国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尽管如此,他认为“String走廊”具有独特的竞争优势:该地区人民教育程度高,国内生产总值高,而且各国之间几乎没有文化差异。现在该地区需要的是基础设施。

String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签署了一项协议,旨在针对所有相关地区的优劣势开展一项成本不菲的测绘项目。报告将提供实现项目目标需要采取的一系列行动。贝克尔表示:“这还不算尘埃落定。你需要各国政府在国家层面上达成协议,才能将该String地区打造为一个绿色投资中心。但是错过这个机会,那就会非常可惜。”

(作者乔治·布尔George Bull,系英国皇家特许测量师学会RICS特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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